當車多路少的時候，車流就會緩慢，我們把這叫作「塞車」，這也是大城市居民天天都會遇到的不快情況。那究竟為甚麼會塞車呢，我們可以舉出10萬個原因，但歸根結柢，也不過是車多、路少，或者兩者皆有，這3種情況而已。再宏觀地看，為甚麼會「路少」？也只有一個理由，就是能量/力量不足，如果有足夠的資源，再多的路徑也可建造出來。

根據1997年的數據，每1萬人口對法官的比例，美國為1.16，德國是2.56，法國是0.84，到了2002年，中國也有0.88，但也算是頗為短缺。最離譜的是印度，在2016年，印度的法官比例只有0.15，這導致了大量案件積壓，必須長期等待，方可得到審判。

印度最高法院的法官每年平均審理 2,600件案子，美國只有 81件。因此，在2016年4月24日，印度首席大法官Tirath Singh Thakur公開懇求總理莫迪提升司法基礎設施，處理法官短缺的問題，說時甚至哽咽，停下來拭淚﹕「你覺得以現在 1萬8千名法官來說要怎麼解決 3千萬件的積案？」

法院是路徑的執行者，法官不足時，路徑便會「塞車」，也即是難以有效運作。然而若要循找其本，印度之所以法官短缺，原因絕對是政府撥款不足，即是資源/能量/力量不夠的不良結果。

2. 專用道

塞車時，往往也有一些人不用塞車，快速駛過。我想得出來的可能性，一共有3種，或許有更多，但我一時想不出來。

第一種當然是違法。我最深刻印象的，是2003年在深圳拍電視劇，劇組遇上大塞車，司機一邊傻笑，一邊全程在對面車道逆行。我並非沒見過逆行，可是連續半小時的高速逆行，可是見所未見，聞所未聞。我在心跳加速、冷汗猛流的同時，也不得不佩服這司機的駕駛技術。同車還有好幾個人，只見他們不慌不忙，面色如常，顯然是司空見慣。

第二種是專用道，例如在香港，在最繁忙的地區，公共交通車輛有其專用道，如巴士用的稱為「巴士專線」。當其他車輛塞至不能動彈時，走專線的巴士奔逸絕塵，轟轟而去，令人心生「為何不乘巴士而開車」之感。

第三種也是專用道，不過不是巴士，而是權貴，例如有重要外賓、國家領導人訪港，遂有警察開路，全程不會塞車。當然，這會令到其他道路使用者會更加塞車。如果是在北京、華盛頓之類的首都，由於國家元首在此辦公，那就更加頻繁了。

3. 特權

我們可以把「特權」視為政治上的「專用道」，因為特權分子遵守的是與平民百姓不同的遊戲規則。例如說，《禮記‧曲禮上》有云﹕「國君撫式，大夫下之。大夫撫式，士下之。禮不下庶人，刑不上大夫。刑人不在君側。」大夫不受肉刑懲罸，就是特權的一種。

在中國，共產黨享有超然的政治權利，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》第一條便寫﹕「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。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。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。」

特權並不一定要由法律明文寫出來。政治學所謂的「一黨獨大制」（dominant-party system或one-party dominant system）是由Alan Arian和Samuel Barnes在1974年8月號的《the journal of politics》(注意﹕它的名字的確是全用小楷)刊登的一篇名為《The Dominant Party System: A Neglected Model of Democratic Stability》所提出，指的是在一個民主選舉的政制當中，有一個大黨，由於在選舉中每次均能獲勝，成為了事實上的長期執政黨，例如說，日本的自由民主黨，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，俄羅斯的統一俄羅斯黨，南非的非洲民族議會，均可列作這一類。

4. 解決塞車的成功與失敗個案

前文講過擴闊道路的成本問題。或許我們可以如此比喻，在一個資源缺的國家，如果只容許有少量的貴族享有「吃肉」的特權，政府財政還可以勉強維持下去，但如果把「吃肉」視為所有人民都擁有的基本權利，政府可就承受不起了。但這並非不可能做到，假如說，人民吃肉後，力氣大了，戰爭可以取得勝利，甚至可以以戰勝國的身份，從戰敗國中得到戰利品。此外，力氣長足了，工作能力也強了，產出也多了，這不可就負擔得起人人吃肉的支出，兼且還有盈餘嗎？

大家可不要以為這是天方夜譚，672年，日本的天武天皇(631年至686年)頒佈《肉食禁止令》，規定「莫食牛、馬、犬、猿、雞之肉，以外不在禁例，若有犯者罪之」。這規定直至1872年，明治天皇(1852年至1912年)方才解除，而日本人民吃肉之後，體力大增，的確是常打勝仗，生產力也大幅增加。

1985年，戈巴卓夫當選為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，即是最高領導人。當時蘇聯面對的，是經濟失調，力量遠及不上美國，而且軍事支出過鉅，以它的經濟體質承受不了這龐大支出。以本章的術語，就是「塞車」﹕車多路少，路徑無法有效運作。

戈巴卓夫上台後，即推行稱為「新思維」改革，具體是放鬆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及人民的控制，國家對人民的控制，這包括了開放市場經濟，言論自由，增加和西方的交流，以及在軍事上的收縮，如削減軍費、核武器數量，從阿富汗撤軍等等。

用本系列作品的理論去說明﹕他企圖利用軟力量和金力量去擴闊踏徑，卻削減了硬力量。然而，正如我一直強調，硬力量遠比其他兩種力量強大得多。況且，放鬆言論自由反而令到政府受到了更多的批評，開放市場經濟也未能令到經濟起飛，換言之，縱是軟力量和金力量，也不增反減，在其「新思維」改革中倒退了。

總括而言，戈巴卓夫企圖利用改革來解決「塞車」，可是，一旦放鬆了管制，先前所講的「逃票」、「逕自」、「另闢蹊徑」等等行為不絕如縷，無法禁止，中央政府的力量也減弱了，尤其缺少硬力量，終於在1991年，這個不可一世的蘇聯帝國頹然解體，完蛋了，原來的路徑也毀滅了。

朝鮮是另一個極端的個案。1948年，它在蘇聯的支持下建立國家，全名為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」。蘇聯解體後，由於靠山已倒，它開始經歷痛苦的日子，也要實行改革。

然而，它的改革是反蘇聯之道而行之，一是實行「先軍政治」，意即「在國家事務中，一切工作以軍事為先、以軍事為重」，即是加強硬力量，以維持路徑。它的人口只有2,578萬人，人均收入排名179，是所得最低的幾名，卻擁有一百萬軍隊，還研發出核武器和導彈。按﹕在2019年的憲法修改中，「先軍政治」這名詞消失了，但政策卻見不到任何的改變。

二是執政的金氏家族變成了世襲政權，永遠執政，並且以宣傳把他們塑造成為神一般的存在，加強軟力量。

三是實行嚴格的信息封鎖，以斷絕路人產生「另闢蹊徑」的念頭。四是對於違反法律，也即是對「逕自」的實施嚴厲懲罸，如死刑，或極長年期的監禁，縱是出獄後，也會受到種種限制，令到犯者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

四是對人民進行更嚴厲的限制，即是路人的數量不變，但卻限制了他們的使用，這可以更低成本減少對路徑的耗損。這好有一比﹕如果航空公司把乘客縛在椅子，不許他們動彈和去厠所，這必然可以減輕航空公司的支出，至少可減少空姐的數量，厠所也不用洗。至於乘客在過程中究竟有多不舒服，又是另一回事了。

蘇聯和朝鮮採用了截然不同的方法來解決「塞車」問題。前者從成立至毀滅，存在了74年。執筆時正值2022年，朝鮮成立至今，也是74年，其壽命看來必將超過蘇聯。對比於它們成立時的客觀條件﹕俄羅斯始終是西方幾大強國之一，朝鮮卻一窮二白，成立至今一直仰賴接濟而生存，從以更低的成本去維持路徑的角度看，朝鮮顯然比蘇聯成得多。